1931年下半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为了增加捐税收入，下令特准福建沿海各县种植鸦片，莆田、仙游两县也被划为特准县。据1932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国民拒毒大会报告，“福建种烟最多之区为莆田、仙游、惠安、南安、福安、霞浦、云霄、诏安等县。”这一年全省和莆仙的鸦片捐派额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全省鸦片捐派额1200余万元，莆仙两县占360万元，占全省总额的30％。如此繁重的苛捐使莆仙农民实在不堪承受，群众抗捐暴动在莆仙各地屡有发生，莆田东沙暴动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

据史料记载，“东沙村属莆田县金沙铺，界在莆田、惠安、仙游之间，居民万余人，姓蔡，分三房。地处海滨，不适种烟。”而管辖莆仙的省防军第三旅旅长何显祖不但强迫东沙民众种植鸦片，而且要求每年缴纳烟苗捐4.2万元。

1932年2月，何显祖派一个分队武装进驻东沙乡缴收烟苗捐。东沙村均姓蔡，村民即以家族的名义组织抗捐斗争。中共莆田中心县委决定派县委委员蔡先镳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参与领导斗争。由于东沙群众拒不缴纳烟苗捐，到8月初烟苗捐还收不上来，何显祖大为恼火，于8月17日呈请方声涛批准，悍然派江湘营进驻东沙东邻的西厝、东蔡等村，排开进攻东沙的架势，当地一些地主、富农见何真要动用武力，思想产生动摇，欲向何请求妥协，但何提出要把征捐面积增加至1500亩，加收烟苗捐450亩，并限群众即日缴清，否则剿办。蔡氏家族见妥协不成，在蔡先镳等鼓动下，便决定以各房族长出面发动村民抵抗。8月20日，江湘率部进攻东沙，以排炮和机枪开路，打死村民2人，伤10多人。面对强兵压境，东沙村民不畏强暴，纷纷举起土枪、土炮、梭标、锄头进行抵抗，阻止军队进村。同时派出代表到惠安、泉州、漳州、厦门等地控诉，呼吁舆论支持。何见一个营部队尚制服不了东沙，决定大开杀戒，从仙游调2个营配合江营围攻东沙。8月29日何亲临前沿指挥镇压。东沙群众筑起碉堡，与何部相持数日，终因武力悬殊，于9月10日晨被何部攻进村里。何率部入村后，焚毁房屋，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东沙村民被逼跳海而逃，老少妇孺，溺死不少，幸而逃出的村民流离到惠安、泉州一带露宿街头。在东沙村民代表再三哀求下，驻泉州的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始派出一个营开到惠安涂岭东吴村“隔岸观火”。何显祖见十九路军出兵，担心被歼立即撤退，暂停对东沙村的洗劫。东沙村民误以为十九路军真来拯民于水火了，纷纷返回家园。不料，当何显祖侦知十九路军在西邻作旁观者，并无干预东沙战事之意后，马上又派兵进攻，排枪扫射，击毙无数，溺海者比之前更多。枪杀之外，还将老弱掳去勒赎，从而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东沙惨案”。

东沙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哗然，《江声报》、《民国日报》、《泉州日报》天天刊发“东沙惨案要闻”报道。厦门《江声报》把这一惨案比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旅厦莆仙同乡会通电（南）京、沪同乡会要求声援。9月13日，旅京莆仙同乡会组成“救乡团”向南京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严惩何显祖并敦请十九路军收缴何部军械，接替何部驻防莆仙。旅沪莆仙同乡会亦成立“救乡会”，出版《兴化呼声》（周刊），并派人到东沙村进行实地调查，将情况写成《东沙惨案写真》一书，散发全国各地，严厉谴责何显祖的种种暴行，披露东沙惨案真相。迫于各方舆论压力，南京政府“禁烟委员会”于9月16日咨文福建省政府调查究办东沙事件。由于方声涛是何显祖的后台老板，派兵进攻东沙是经方核准的，所以何显祖有恃无恐，不达目的，拒不撤兵，但何显祖的部下们怕事情闹大了不堪收拾，便推驻仙莆籍团长梁济川出面调停，提出苛刻的撤兵条件。东沙群众难以接受，他们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坚持斗争，决不屈服。在东沙人民的不懈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大力声援下，十九路军才决定查办何显祖。何显祖闻讯后，自知恶贯满盈，难逃法网，化名陈春生，躲在厦门鼓浪屿。10月12日，何显祖搭乘厦门太古公司英轮欲逃往香港，旅厦莆仙同乡会获悉情报后，恳请十九路军致电汕头当局，何显祖因此被扣押在汕头。随后，何显祖被押送福州由绥靖公署军法处查办，何部武器被收缴。以东沙惨案为标志，宣告福建地方军阀统治的结束和鸦片捐摊派的终止。

东沙惨案以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福建地方军阀的残酷暴行，也反映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黑暗统治。东沙群众的抗捐斗争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给莆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